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-清人笔记 -凯发官网入口
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
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
(清)戴名世
戴名世(1653--1713)清文学家,字田有。安徽桐城人。为文长于史传,留心明代史事,访问遗老,考订野史。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刊行《南山集》,其中多采方孝标《滇黔纪闻》所载南明桂王时事。五十七岁中进士,任翰林院编修。三年后为御史参劾,以“大逆”罪被杀。此案牵连数百人(方孝标已死,亦被戮尸)。
说戴名世
自古文人总是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自己生命的重要构成,不管历史如何变迁,总是守着自己尊奉的文化不放,甚至不惜性命地千方百计传民族文化于后世,奉孔子云“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”为立身之铭,若曹子恒视文为“不朽之盛事”,这种思维和固执的精神害苦了历史上不少文人。
有清一代桐城多出仕人,有方以智、方苞、张廷玉流的腾达飞黄,亦有戴名世辈的可悲厄运。以戴名世与方苞而言,俩人自康熙三十年在京师同贡于太学相识,其后近二十年,俩人交往甚密,在颠沛的生涯中,互为知音,于古文创作相与切磋亦相互推崇,并盛名于时。然而后来,在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笼络与威压并举的政策下,一个飞黄腾达至君侧,一个蒙罪惨死于刀下,命运相迥,判若云泥,这是为何呢?
这恐怕要从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方面去找原因。明朝的覆亡震憾了汉族士大夫的心灵,使他们陷入沉痛的反思,对有明一代的政治、哲学重予检验和批判。他们或希望通过翊护程朱理学以挽救颓败的世风,或者希望通过对理学的剖析和批判来还儒家道统的真面目,这正表现出当时在时代的囿限下封建士大夫的思考与探索,不屈与抗争,由是造成清初经学的复盛。皮锡瑞说清初“王、顾、黄三大儒,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”,其意图正在于通过依附儒家经籍以保存民族意识,通过整理古代学术以阐扬民族精神。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正决定了戴名世的思想和命运。
也许是久受桐乡儒风侵润,生长于清的戴氏却偏偏对晚明萦怀情愫,恨国家堕而篡于乱贼之手,宗社坵墟,璇枢无望的悲苦,使他只得怀着遗民之念以孤高自许,誓为僻乡的博学高隐之士。在满清严威统治下的中国,到处充满了镣铐和呻s吟y,那些负有气节的遗民志士,其地位和境遇是极困顿艰难的,其精神和思想亦是极矛盾痛苦的。在我们今天看来,明清两代同是封建王朝,没有根本区别,但在于明末清初的汉族士大夫来说,封建伦序上当然要尊奉明朝,这是大节所在,顾炎武提出“博学于文,行已有耻”的旨意就在于此。倘他在南山下开馆授徒终身倒也罢了,却偏耐不得穷寂,经不住康熙帝的功名诱惑,后来披尘奔科举途上去求利禄了,唱起“今天子盛德神功”的颂歌,前倨后恭,判若云泥。促使戴名世晚年致仕事清的原因,除了他家庭生计的艰难和有志参与撰修明史外,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康熙帝的崇尚程朱与他的思想产生了共鸣,使他改易了遗民终身的旧愿,去润饰太平。
可怜考了二十多年,待进士及第,巳经五十七岁。这时该安享荣华了,然而,他却文人脾性发作,固有文化的情结作怪,竟想起去搜寻南明史料,欲撰明史以求不朽。官修明史在当时要真实记载南明抗争的史实是不可能的。戴名世很担心南明宏光,隆武、永历地方数千里,首尾十七八年的残喘历史因此而湮没无闻,于是他时访明季遗老,考求故事,兼求明季野史,参互校订,以冀成书,来寄托他的遗民之思,发扬汉族文化的辉光。然而,奴才是难做的,清==残酷地绞杀一切违逆现政权的汉族士大夫,哪怕只是意识上的反抗也不容许,皇权统治下的大清怎能容许有人抱着故国之思不放呢?他的行为与其大清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有悖,当然为力图扼杀民族意识和文化的清王朝所不容,他的悲剧便是必然的了。天地间只有渴血的野兽和供作驱使的牲口呵!戴名世真的有些书呆子气了,尽做些御用文人最忌的事。进士及第的第二年,便因文引祸,为赵申桥所劾,说他私自收集南明史料,甚至直呼末朝年号,康熙一怒之下,他便丢了性命,险些满门斩首。求功名汲汲何其苦,弃利禄忽忽何其速!戴名世的终于被杀,正反映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汉族士大夫为他人砧上肉的悲惨命运,任你怎样挣扎也难以逃脱。
历史转折中的人,由于处在矛盾的峰头浪尖,内心总是充满激烈的文化冲突,入世求功的欲求,留名于史的心愿,恋旧与趋新的缠想,对自已民族文化的执着,屡屡表现为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悖行。戴名世是矛盾的人,是因为他生于矛盾的世。作为汉族士大夫,他自然思明反清。然晚明政治的腐朽实在令海内寒心,康熙朝的清明鼎盛却历历在目。避世高隐与求取功名的矛盾始终纠结于心,虽然功名之心后来居上,但思明的情结从来未泯。于是便有了中进士后的反思,欲揭明之失,吊明之亡。他总想著书立说,立弘愿将其民族文化之传统传承下去,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,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“异化”。以致于自身被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轮毂所碾碎。
戴名世如此,历史上蹈矩者亦多。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时,曾说王国维是被“文化所化”之人,是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,其实戴名世早已为其先楷。
有许多像戴名世一样矛盾的人,才有那许多文人自相矛盾的文章,许多矛盾的事情,这便是历史。伟哉悲哉,千古之士!
呜呼,自古南渡灭亡之速,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!地大于宋端,亲近于晋元,统正于李,而其亡也忽焉!其时奸人或自称太子,或自称元妃,妖孽之祸,史所载如此类亦间有,而不遽亡者,无党祸以趣之亡也。党祸始于万历间,浙人沈一贯为相,擅权自恣,多置私人于要路;而一时贤者,如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之属,气节自许,每与==相持。而高、顾讲学于东林,名流咸乐附之,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。国本论起,两党相攻击如仇雠,嗣是有妖书之役、梃击之役,迄数年不定。神宗晚节,郑贵妃宠愈甚,其子曰福王,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;王皇后无子,光宗于兄弟居长,久未册立,而贵妃早贵,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,即上亦两难之。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,请早建太子,语颇侵郑氏。上怒,或黜,或廷杖,相继不绝,而言者弥众,皆以斥逐为名高。==如沈一贯与申时行、王锡爵,皆主调护,而言者遂亚攻之。然上意亦素定,卒册光宗为太子,而福王之国河南,所以赉予甚厚,诸子不得与比焉。国本既定,两党激而愈甚:泰昌、天启,红丸之役、移宫之役,中朝相争,如蜩螗沸羹,与梃击号为三案。及魏忠贤为政,浙党尽归魏氏,作书言三案事,诉斥东林,号曰《三朝要典》。于是东林骈死牢户,余斥逐殆尽。烈皇帝立,定逆案,焚《要典》,而魏党皆锢之终身。
崇祯十四年正月,流贼李自成陷河南府,福王遇害,世子走怀庆。事闻,上震悼,辍朝三曰,泣谓群臣曰:“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,遘于闵凶,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,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。”河南有司改殡王,具吊衤遂;世子在怀庆,授馆馈餐,备凶荒之礼焉。世子寻嗣封福王,王元妃黄氏早薨,继妃李氏殉难死,王与潞王先后避贼南奔。
崇祯十七年四月,烈皇帝凶问至,南京诸大臣议立君,意多属潞王;而东林以三案旧事,有嫌于福邸,亦不利立福王。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诸大臣,言福王神宗之孙,序当立。士英负纵横才,初为太监王坤所构谪戍。阮大铖者,名在逆案中,时时欲出不得间,而与士英最善。崇祯中大学士周延儒之再召也,大铖归于延儒,求荐己,延儒难之,遂以士英为托,曰:“瑶草复起,是即大铖复成也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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