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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别裁》第19章子张(01)
第十九篇的记载,与上论第九篇《子罕篇》性质有相同之处。《子罕》这一篇,记载当时孔子做学问、言论、行为的实际教育理论,现在《子张第十九》这一篇,讲到孔子的学生乃至门人,受孔子教育以后,对于孔门道学的发挥。子张曰:士,见危致命,见得思义,祭思敬,丧思哀,其可已矣。
上面所说的,在孔子的言论中间,提到什么要紧的事,都是“君子、君子”,到了这里,子张提出来的是“士”,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先后时代上的稍有不同。中国的“士”,我们曾提到过的,每十个青年中选一个比较有学问、能力强的人为士,这是中国的选举雏形,现在的选举是西方式的,中国古代的选举精神,一直到汉代,表面上都是如此,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,推出来为社稷服务的就是“士”。现在子张说,为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士?这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与现在稍有不同,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人群需要的“儒”。“人之需也”,子张说一个知识分子要“见危致命”,看到国家社会艰难的时候,只好出来,挑起这个责任。在《礼记》中也有过同样的话。如我们经常标榜的文天祥,他之当宰相,是很可怜的任务,等到南宋末代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,才发表的,他本可以不干,换句话说你们吃肉过好日子的时候不要我,现在却要我了!但文天祥可没有这个不争气的观念,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所谓“见危致命”的典型,艰难危险的时候,你既然要我,我就来了,准备这条命赔进去。
当然,除了文天祥以外,历史上许多开创的时代中,也有很好的事例,不过,对于成功的一面,大家觉得不够醒目,所以未提。例如郭子仪,便是一个见危致命的典型。“见得思义”,就是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,或者有功劳酬庸的时候,就要考虑了。“思义”就是考虑是否为我们本分所应得的?不能随便得。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要求一个知识分子,士大夫阶级的所谓“儒者”,是这样严格:最艰难困苦的由我担,好的由你们大家拿去,我不一定要。
中国古代文化对于祭祀天地祖先鬼神,非常重视,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,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,虽然看起来是迷信,其实有重大的意义,当然祭祀行礼的时候,要规规矩矩,如面对神灵。现代的科学只是讲看得见的一面,还有看不见的一面,正在摸索。这看不见的一面,至少现在科学还无法证明有没有,一个真正大科学家不敢说没有,所以对天人之间的祭祀要“思敬”。
“丧思哀”,死了人是丧,这是狭义的讲面对丧事要有沉哀的心情,如讲中国《礼记》,这个丧字包括有更大的意义,如时代的失败。今日在座的人,相处此地,内心都有无比的悲愤,都应有责任问题的痛思。子张说要做到了这四点,才够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,不愧为一个读书人。这一点我们要认清,自己的国家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、读书人,构成为士的条件有如此之难。
孔子去世以后,子张在教学生,也就是继承了孔子精神,从事社会教育。子张曰:执德不弘,信道不笃,焉能为有?焉能为亡?
这八个字很难。“执德不弘”,执就是抓住,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为中心。“德”是广义的,包括道德之德,真理。我们普通一每个人都有这种德,譬如看见别人做好事,心里一定肃然起敬,看见人家有好画,心里也很欣赏,读书时感到书中的道理很对,也很开心。但是我们照着做了没有?没有,这就是“执德不弘”。我们没有这样远大,我们也服从真理,看见好人好事也很钦佩,但是自己做起来,没有那么积极,不能发挥。“信道不笃”的“道”并不只是宗教的“道”,包括一切真理。我们人生的体会,有时明明知道是这个道理,但到处理事情的时候,自己的个性、脾气一来,就不管道理了,这就是“信道不笃”,不踏实。上面这八个字,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,老实讲不但是普通人如此,有许多宗教徒也如此,他们对信仰应该是坚定,但据经验看来,有时候只好对他们付之一笑,常常发觉他们都是“执德不弘,信道不笃。”他不见得对那个宗教真正有认识、有信仰,像这种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,“焉能为有”,他得意就会得意忘形,忘记了自己。让他失意也不可以,“焉能为亡”!他又会失意忘形。换句话说,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,自己没有中心思想,受环境的转变,有的人没事做时,会很痛苦,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,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,就没有关系,否则的话,闲居时就很可怜,这情形就是子张这个话,“焉能为有?焉能为亡?”子张认为要做到“执德能弘,信道能笃。”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。能处有处无,坦然自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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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张、子夏这些人都是同学,孔子去世后,子张在教学,子夏也在教学,后来荀子这一派都是由子夏这一派流出来的。子张、子夏都有学生,有一天有这样一件事:子夏之门人,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:子夏云何?对曰:子夏曰: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张曰:异乎吾所闻,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,于人何所不容?我之不贤与,人将拒我,如之何其拒人也?
子夏的学生,碰到师叔(子张少子夏四岁),就问师叔什么是交朋友之道,子张就反过来先问,你的老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呢?子夏的学生说,我们老师教我们,对于可以交的朋友,就和他往来作朋友,不可以交的朋友,就距离远一点。子张就说,那对不住,我当时听到我们的老师孔子所教我们的,和你老师所教你的不一样。(子张也蛮会讲话,他并不说你们的老师讲错了。)我所听到我们老师是说,一个人处社会交朋友要尊贤,有学问有道德的值得尊敬,而对于一般没有道德、没有学问的人要包容他,对于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励他,对不好的,差的人要同情他。假定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,有学问的人,自己是个君子,那么对哪一个不可以包容呢?假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,那么自己不必拒绝人,人家先讨厌我了,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?
这一段记载得很老实,就是讲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。一个教育,一个思想,到了第三代就大变。好比三民主义思想,到现在考试起来就很难。这是说一个学问的发挥,到了第二代,第三代,范围扩充了,方向就两样,这是第一个观点。第二个观点,就看到子张的见解,比子夏的见解是高明一点,作人的道理是应该如此,对于不及我们的人,不必讨厌他,要同情他,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,即使不能帮助也要包容人,原谅人家一点,如果自己是对的,当然要助人,自己不对就免谈,所以子张的见解是比子夏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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